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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是党中央关于金融高质量发展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决策部署。金融发展的普惠性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发展道路的显著区别。回顾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发现，我国普惠金融监管的历程可以根据普惠小微贷款量化考核指标的变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两个不低于”阶段（2011—2015年）。“两个不低于”即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增量高于上年同期水平。（2）“三个不低于”阶段（2015—2018年）。相较于上一阶段，此阶段增加了一项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的要求。（3）“两增两控”阶段（2018—2023年）。此阶段首次在数量指标监测的基础上引入了质量指标监测，实现了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的兼顾。其中，“两增”即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有贷款余额的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两控”即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水平。（4）“转折点”阶段（2023年至今）。此阶段正式取消“两增”的量化指标限制，标志着普惠小微贷款的增长不再追求数量，而更加关注质量。其中，在“两增两控”阶段，一方面，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长了3倍，截至2023年四季度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了29.1万亿元；另一方面，在“两增两控”普惠金融监管框架下，我国金融体系运行中出现了普惠小微贷款规模持续高增且大型银行增速处于领先地位的突出现象，体现出监管政策在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作为较早将普惠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国家，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现已走在世界前列。研究表明，规模不断增加的普惠小微贷款不仅能够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促进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而且还能在区域创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李建军等，2020；曾燕等，2024）。因此，探寻普惠小微贷款增长的驱动因素，特别是其异质性差异，不仅能为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突破融资瓶颈提供解决方案，也有助于政策更好地因势利导，进一步推动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普惠金融的实现路径逐步从政策驱动转向科技赋能，衍生出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概念（黄益平和黄卓，2018）。数字普惠金融强调通过数字技术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和满意度，其核心在于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更侧重于普惠目标的实现。与之密切相关的是金融科技，更强调技术本身及其应用（郭峰等，2020）。本文定义的银行金融科技特指商业银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的创新活动，旨在强调银行的核心主体地位，突出金融科技在底层技术层面的关键特性。银行金融科技的底层技术主要涉及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物联技术、安全技术等（简称ABCD+）。这些技术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已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共识，在获客与营销、产品与服务、合规与风控、运营管理等银行经营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影响着银行的运营效率、风险控制以及信贷资源配置（李建军和姜世超，2021；李志辉等，2024）。

　　尽管监管政策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赋能作用已在实务界和学界得到广泛认可（黄益平和黄卓，2018；Lagna和Ravishankar，2022），但是在“两增两控”这一特殊阶段仍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得到科学解答，包括银行金融科技对普惠小微贷款持续增长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一作用又是否因银行规模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利用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数据和银行金融科技发明专利数据对上述问题做出严谨的回答，对明确我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理解商业银行在国家金融体系、金融科技中的创新双主体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完善普惠金融监管的相关政策。

　　有关普惠金融监管下银行金融科技创新与普惠小微贷款增长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市场环境、金融监管、技术进步等宏观、中观和微观因素对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宏观视角来看，Allen等（2016）和吴卫星（2025）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政策制度、产业结构等均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中观视角来看，现有文献讨论了银行业市场结构和市场力量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陈敏等，2023）。微观视角来看，李建强和高宏（2019）的研究发现，民营企业贷款纳入MPA考核会增加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的占比；李志辉等（2024）则指出，银行技术进步提升了商业银行向小微企业、普惠领域的信贷投放。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相关研究未能充分揭示金融技术进步的技术特征，缺乏对金融技术进步更细致的划分，因而无法形成对其作用的全面、精准且统一的评估体系；同时也缺乏对银行技术进步与监管政策对普惠金融发展产生协同效应的深入探讨。

　　二是金融科技创新的经济后果。Berger（2003）最早关注到金融技术进步，尤其是银行业金融技术进步的经济后果。后续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区域层面或金融科技公司主体，探讨金融科技的宏观与中观影响。这类研究多采用区域综合指数（如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百度搜索指数）作为代理变量（郭峰等，2020；盛天翔和范从来，2020），分析金融科技对创业活力（李茂林等，2024）、产业升级（张清俊和李倩，2025）、经济稳定（王红建等，2023）等方面的外部效应。此类研究为理解金融科技的总体效果提供了重要参考，但研究视角并未深入到金融机构内部。虽然也有部分文献关注到金融科技对银行机构本身的影响，但多侧重于绩效或风险维度。李建军和姜世超（2021）的研究发现，银行开展金融科技有助于改善自身经营绩效。金洪飞等（2020）则指出，金融科技的运用对银行风险存在异质性影响：大型银行运用金融科技时自身风险水平下降更多，风险承受能力上升更多；而中小银行运用金融科技时则风险降低效果较弱。但相对而言，对普惠金融领域异质性效应的研究仍相对薄弱。从现有研究看，尽管已逐步聚焦于银行信贷配置行为，探讨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端的影响，如结构性去杠杆（张金清等，2022）、企业就业（李逸飞等，2024）、企业金融化（李线）等，但较少从银行微观视角出发，系统分析其如何影响信贷资源向小微企业配置，以及不同类型银行在此过程中的表现差异及其深层次原因。

　　基于我国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高速增长及其异质性特征的背景，本文立足于2018—2023年“两增两控”这一同时兼顾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的普惠金融监管阶段，研究了银行金融科技这一特定主体、特定类型的金融技术进步对普惠小微贷款增长的驱动效应及其异质性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引入金融科技因素和异质性银行设定，建立一个两期的异质性银行的信贷决策模型，从理论层面研究了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政策的协同效应；利用手工整理的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数据，结合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变量，从实证层面验证了在普惠金融监管下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金融科技对普惠小微贷款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普惠金融监管政策在银行金融科技对普惠小微贷款的正向影响中起到了促进作用；银行金融科技对普惠小微贷款增长的影响呈现异质性效应，银行金融科技赋能普惠金融的作用在大型银行中更显著；银行金融科技对普惠小微贷款增长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效应，通过提高普惠小微贷款的业务效率与控制普惠小微贷款的业务风险得以实现。上述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仍然成立。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边际贡献。第一，从研究视角上补充了金融领域技术进步、科技创新作用的相关研究。不同于既有文献从城市区域层面探讨银行业金融科技创新的结构性普惠效应（李茂林等，2024）以及从银行个体层面探讨银行专利的运用对于银行经营目标与普惠目标兼容的赋能效应（李志辉等，2024），本文创新性地从银行层面探讨了银行业金融科技创新对普惠金融的影响。第二，从理论机制和异质性效应的分析上填补了普惠金融监管框架下对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相关研究的不足。尽管已有文献探讨了金融科技对银行信贷流向小微企业的驱动作用，但对普惠小微贷款增长的原因及其内在机制尚未形成统一共识，且研究多集中于平均增长效应，未能深入分析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在普惠小微贷款增长上的差异。鉴此，本文基于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三性”原则，分析了不同类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增长的驱动因素及其异质性效应，从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角度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第三，从政策协同角度上提供了政策启示。与张磊等（2023）从小微企业信贷融资视角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商业银行的内在动机出发，将银行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监管政策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研究二者在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增长中的协同效应，为理解科技赋能与政策引导如何共同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这对优化相关监管政策的制定与科技支持的有效实施具有启示意义。

　　第一，要进一步为激发科技创新做好配套性制度建设，利用监管科技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辩证统一。要建立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前沿技术基础的跨部门创新政策穿透式协调机制，需要整合政府部门的政策资源，并推动企业在政策引导下积极配合，同时加强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信息的互联互通，共同组成协同耦合的循环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要达到多个部门出台的政策取向一致，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消除“多龙治水”式的政策冲突，形成监管合力；此外，还需要各部门之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推动统计标准的细化和统一，建立更加系统、完善的统计体系，以更准确地衡量各类活动，及时调整相关政策的方向和力度。

　　第二，要重视数字金融在“五篇大文章”中的基础支撑作用。普惠金融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是依托先进技术逐步解决交易成本高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数字技术作为金融科技的底层技术，可以通过降低搜寻成本、边际成本、交通成本、追踪成本、验证成本等，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商业模式和创新方式。因此，运用数字技术能够破解普惠金融的难题，是现代银行与现代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就此而言，通过数字金融提升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的质量和效率，既是金融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要途径。

　　第三，要不断优化差异化监管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金融监管部门应督促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制的建设，改进内部考核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意愿。在此基础上，金融监管部门可以细化监管框架，根据银行类型制定差异化的考核标准，分类实施考核，更多地考核普惠小微贷款的质效而非单纯增量，强化大型银行的示范效应，兼顾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避免“一刀切”政策导致的资源错配，确保普惠金融从“任务驱动”转向“价值驱动”。

　　第四，要特别关注并推动中小银行在新时代的“技术赋能-生态重构-监管适配”转型机制的建设。应尽快出台针对中小银行的精准化监管政策，引导中小银行进行特色化、个性化、内涵式发展，进一步健全普惠金融的组织体系。相较大型银行，中小银行在数字技术发展的潮流中正逐渐丧失在小微信贷领域的优势。在此背景下，政策引导不仅是要化解风险，更需为中小银行指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首先，基于本地产融结合，鼓励中小银行因地制宜地开发专门的信贷产品或制定相应的金融服务方案，以满足特定需求，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互动，从而使中小银行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成为小微企业、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基石。其次，为中小银行提供多元化的风险化解与资本补充渠道。

　　综上，通过深化金融监管制度系统化建设、发挥数字金融在各领域的基础支撑作用、推动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的特色化发展，可以构建一个更加健全有效的普惠金融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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